熊向晖接起电话，原来是叶选基打来的，他对着电话说道:“我在，叶帅有什么事吗?”
叶选基说道:“我在墨西哥这边最近正好没什么事，就知道你在这边，所以过来看看你有没什么需要的。”
熊向晖回道:“没有了，我这边都挺好的，还是谢谢叶帅，不过最近也有一个事想请叶帅帮忙。”
熊向晖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道:“我这边有一位夫人，她以前去过中国，现在去了国外，如今到了墨西哥，我想请您见一下面，她准备了一些礼物，我可以替她送去。”
叶选基说道:“当然可以，我们这边正好没什么事，我让夫人接待她，你就放心去吧。”
叶选基和妻子都知道熊向晖的工作辛苦，但是他们是比较想知道熊向晖的家庭情况，就问道:“熊和他夫人关系好么?”
熊向晖回答道:“我和妻子彼此压力都很大，所以感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但是感情还是很好的。”
1947年，熊向晖根据的行军路线，推测出了蒋介石攻打延安的时间，并且立刻将这个情报告诉了中央，让大家能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应对。
熊向晖出生于1914年四川省南充县的一个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在1919年选择辍学进入了社会，此后他先后做过泥瓦工、裁缝等各种职业，因此对社会与人的看法也形成了一定的观点。
熊向晖在1930年曾前往重庆学习过一年拉丁音乐，并在那里接触到了信奉思想的杨子文，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杨子文所信奉的是，而是将其当做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
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杨子文也来到重庆从事文化工作，并且热情参加到进步文化工作协会的活动中。
但是在1935年，重庆地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协会受到了的，于是他们便开始做地下工作。
此时杨子文对于员同志上山打猎的消息告诉了熊向晖，让他加入到的行列。
此时，19岁的熊向晖对此并不了解，于是杨子文便带着他到山西姑娘关红军医院休养，并且还让熊向晖认识了。
在同志的介绍下，熊向晖顺利加入了我党组织，并在同志面前宣誓成为了一名员。
就这样，熊向晖开始为我党工作，对外找工作时以“长官公署”的名义进行掩护，同时负责我党与敌对势力之间的情报联系。
但是统治下，重庆市生活非常艰苦，有很多人大部分会选择离开，所以熊向晖便利用这一点潜入到统治区域进行情报工作。
在1936年，筹划要发动对共军反攻，并且还派了胡宗南前往剿共，此时的调查局想要调查我军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便让胡宗南前往调查，并且还派了一名上校调查员陪同。
而这名上校调查员便是后来为我党工作的费鸿白，当时的费鸿白为避免自己的身份暴露，便让原本要他前往西安的司机王元中代替自己前往西安。
在王元中到了西安后，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指示，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为胡宗南提供重要文件，费鸿白化妆后，穿上了女装，成为了胡宗南身边最贴心的女秘书，他们的工作一年多后渐渐引起了胡宗南的警觉，对费鸿白产生了怀疑。
于是便让王元中看管住费鸿白不准他和别人接触，有一天胡宗南出门了，于是王元中便让费鸿白与胡宗南的副官孙继贻转达情意，但被胡宗南发现。
胡宗南非常生气，第一个找来的便是王元中，但王元中对此非常淡定，说道:“我们这也不是休息，这个任务又不能休息，所以我们也是分班值守着”的确是这样，但王元中只是将自己做的事情推到了别人身上。
但此时胡宗南并不知道王元中是掩护身份，也是我党派来的情报人员，因此便没有再追究，但跟着时间过去不久，胡宗南对费鸿白也变得冷漠。
而费鸿白此时提出要去见一个朋友，胡宗南并不同意，费鸿白便利用一番计策跟胡宗南说自己怀孕了，并要求要去见母亲，胡宗南这才同意，但他派了一个参谋官跟随，并给他带上手枪，并且叮嘱道要对费鸿白严加管教。
随后费鸿白便出门去了陕西黄龙县，他母亲周亚兰说就是作为接头人曾见过胡宗杰、杨成武等人，都说自己没认出来，但有传闻他们接着就逃了，并担心费鸿白会被发现没有回。
待了三天后，费鸿白回来了，但由于调动太快，我军对胡宗杰和杨成武也没过多追查，可后来杨成武却见过杨成武、胡宗杰等人，并在他们谈话间发现。
杨成武说费鸿白“不会被发现”，两人也讨论着如何隐藏身份的问题，于是周亚兰询问会不会被发现的问题，在费鸿白眼中看来，她认为只要他们没交集，就不会被发现。
即使路途再遥远，只要没有交接身份，被发现的可能性也是极少的，但是后来国军又调动太快，我军也没什么过多情报，就这样错过了追查机会，直到解放战争时，他们才知道事实真相。
1947年春天，当时重庆地区基本上没有中央驻地，现在国民政府内阁也准备撤离重庆，此时由政协和冯玉祥执政的重庆也成为伪重庆政府，而民主人士及儿童院也相继撤离。
但此时中央机关却没有撤离计划，这样就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高层的不满，但同时也有消息传出说准备从延安撤走，这也进一步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甚至怀疑测电机报告为假，于是命令了一支约900人的特务团进行了搜查，当时负责守卫中央机关安全及保护毛主席安全工作的张志忠等人立即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各部门进行封锁，并且通知抵达延安人员停止前进。
但蒋介石认为这样是因为中央电台关闭造成测电机失败，于是继续认为我党从延安撤走，对解放延安会产生重大影响。
但全部都已证实没问题，并且传递过来的情报也不能确定我党是否从延安撤走，但是蒋介石还是起来下令让五十七十八路进攻延安。
熊向晖是在高官胡宗南部工作的，因为胡宗杰和胡南自小感情就很好，此时胡南奉命率军进攻延安，其副官正好是葛云飞，于是问胡杰有什么意见。
胡杰说:“你的意见难道没有用吗，你们还是小辈，同样对于我党来说也是小辈，如果你们能够保全性命，就是对我们长辈好的回报。”
葛云飞称赞道:“还是老首长考虑周全，现在可以更改行军路线，可以将部队转移到河南地区”而后来延安成功躲避蒋介石两天后发起进攻，就得益于熊向晖传递出的情报。
既然他在敌人里面工作，自然而然要忍受敌人的不信任，他总认为这个外地来的工作者暗自留有想法，只想抓住叛逃者，于是给他们设置身份卡。
但熊向晖凭借警惕性从容应对，他们连带着行李都没敢搜查，就是这样出乎意料，他们都以为不会被发现，就这样逃过一劫，他们到延安时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娘子军。
大姐也说:“你们既然背叛了国，应担负起更多责任”这些都能深刻体会到革命者艰辛，他们回艇时火光漫天，看不到归路，使他们久久不能忘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交部先后与十几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墨西哥，新中国选择一批德才兼备的人士再次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求赴外工作。
此后，中央决定熊向晖去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再毕业后担任外交部新闻办公室主任，从1953年到1954年，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在任职期间受到周总理直接指导与批评。
随后转为外交部干部，从1954到1955年，他担任第四办事处副处长，同时还兼任三办事处副处长，美国、加拿大、古巴、流亡蒋氏等地他都经历过。
1955年欧共体第九次会议召开，日本等十一个国家参加，我国只派遣一位特使和一位夫人在场代表，我国派出的正是熊向晖与妻子周淑梅，并将此次会议擅自改变为万里长征会议中批评我国作出的动作，将我国譬如列入黑名单。
此事情被抛出后，对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其中美国一些办事处人员对此表示愤怒，他们都以为，万里长征会议里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缘故，而美国只占了极少一部分，这是十分偏颇的，也不符合史实际。
这一点，他们都以为就足以将中国列入黑名单，但对其他参与国家来说则持不同态度，对于中国的大部分都是认可，不过对于美国的态度，他们多少会有所动摇。
所以无论按照哪个标准来看，中国都不应被列入黑名单，但是美国抭杂卤户用中国列入黑名单这一点来讽刺我国，是有意而为，因此国内外交人员都对此表示愤怒，只是在周总理面前大家显得更为含蓄些。
熊向晖转任驻墨西哥大使后只是在那里消磨时间，每天唯一快乐的时候就是喝酒，但真正喝多少酒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总会打电话给国内倾诉自己的痛苦。
但有天他的妻子打完电话后告诉他明天要去机场迎接叶选基父子的话，让他感到惊喜，一直以来都很尊敬叶帅，这次终于遇见一面，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还骂自己无能，让周淑梅哭得很伤心。
第二天迎接叶帅父子的时候称呼都有些磕磕绊绊，但叶帅却并不在意，而和儿子叶选基握手很轻松，也完全看不出来喝醉，待会只是因第一杯敬周淑梅敬的时候说着:“好酒。”
就拿起酒杯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口，这让周淑梅特别高兴，不过熊向晖比不上名头，但两个人却可以“惺惺相惜”，自然而言能够聊得来，聊天间他们提到了茅台酒，于是叶帅特意让人给他们送来了两瓶茅台，是至亲才能喝到的级别茅台，但对于双方来说，本质上都是普通酒，在口感上鹿时候还是挺能考验人的，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好坏。
睡前那晚，如今想起来还是会笑，那次宴会上两对防卫眼尖手快，还被他们都以为是对方太紧张，会反应过度打掉酒杯，也是因为待不下去了，所以结束后才一样闲聊一阵再开回住处，但最终是什么原因，由他们自己各判断，而周淑梅说自己练心算，只算出自己的“五六七八九十”，所以从未看过“遗憾”。
后来的一天，他接到了叶秀梅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喝高了，然后听见儿子小声地说“二叔”，而这一切让他心绪复杂，又幸福又感慨，同时令人欣喜的是他得知妻子已经正式调任，不用继续忍受寂寞孤独，两个人能好好生活，共度春秋。
1976年，电话那头只说了句安心养病，剩下的一切都用无需再说的话语来表达心意，不一定懂官场，但是普通人家自然通透，他们对未来美好憧憬，是希望更是动力。叶帅和他的四个儿子则互敬互爱，想让他们长长久久，幸福快乐。
